摘要:“理论工作者应该为经济方针、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而不是仅仅提供解释。要知道,理论家不是宣传家。”

一位出生于200年前的伟人,一个产生于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理论,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什么?

一甲子过去,洪远朋的追寻从未停息。作为一名理论经济学家,问他治学一生感触最深的是什么,他坚定地答道:确信马克思主义万古长青。

人物小传 · 洪远朋丨1935年生于江苏如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著有《政治经济学入门》《〈资本论〉学习丛书》《新世纪利益关系丛书》等60余本著作及360余篇学术论文。

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资本论》

三个多小时的采访,洪远朋没有喝一口水,聊得最多的还是《资本论》。在那些大时代的跌宕起伏对个体命运有着至关影响的岁月里,洪远朋与《资本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嗜读《资本论》,也因《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的重要地位。

1961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的洪远朋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师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蒋学模。

“每次讨论课前,蒋老师都会指定我们要看《资本论》的哪些章节,上课时再把相关的读书心得、问题和思考一一汇报。之后他还要再提问,我们要再记笔记、再讨论。”

洪远朋回忆,当时的考试非常严格,蒋学模给学生出的试卷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题目——请用自己的话阐述《资本论》某一章节的内容和要义。“就是说,你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只用生硬的学术语言,而要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把理论讲清楚。”正是这样的学术训练,为他日后对《资本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洪远朋和老师蒋学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像《资本论》这样的经典著作,卷帙浩繁,非专业人员很难读懂、读完。当初您是怎样“啃”下这部“大部头”的?

洪远朋:要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啃”下来的也不夸张。

那时蒋学模老师也跟我们一起读。我们抱怨说:《资本论》的附注太多、太烦了,可不可以略过?蒋老师却坚持:“学习《资本论》,附注不能不看,一些很重要的提法就在附注里。”后来我才发现,《资本论》的附注果然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这只是初学。到后来,我就按照研究和实践需要不断地学、带着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去学,终身地学。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研究生毕业后,您留校任教,从《资本论》的学习者成了《资本论》的研究者?

洪远朋:对。当时的经济系主任正是我的另一位恩师张薰华教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能够和张老师一起研究《资本论》,其实是因为一次看似不经意的“闲谈”——一次聊天时,张薰华老师问了我一个《资本论》中比较偏僻的知识点。我不但知道,回答得还比较从容,才有了后来我协助张薰华老师编写《〈资本论〉提要》(第一册)和《〈资本论〉难句试解》。这两本书也是我国最早解释《资本论》的著作。

洪远朋和老师张薰华。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的学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曾经回忆:“我们有洪远朋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们《资本论》,所以到今天我偶尔还能把资本论背诵两段。”您从老一辈经济学家那里承接下衣钵,最想教给学生的是什么?

洪远朋: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打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这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一些人发表一些观点,一看就知道他没有在理论基础上花过大力气。他想搞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可是《资本论》没读好,他就深不下去,只能讲政策。但是讲政策不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理论工作者应该为经济方针、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而不是仅仅提供解释。要知道,理论家不是宣传家。

比方说,现在常常引起讨论的人权问题。我很少看到有人用马克思主义去回应西方对我们国家人权的质疑,都在从资产阶级的维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并没有揭示到本质。什么叫人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人权实际上就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这个话太精彩了!所以,打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幸运的是,每个“春天”我都参与了、努力了

“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这是洪远朋某年在给研究生上课时,开学第一课的第一问。

问题抛出,课堂上众声喧哗。有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生产关系,是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有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换或市场,是研究市场经济如何运行;有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是研究稀缺资源或有限资源如何进行配置……由这次讨论引发“连锁效应”,形成了一个“沙龙”,专门讨论经济学核心的问题。一阶段的讨论后,他们取得了一个初步共识: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利益,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经济利益问题的科学。

“归根到底就是说,你这个经济学到底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还是为多数人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要扩大劳动者的利益,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

一个甲子以来,洪远朋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发表相关著作60余本,学术论文360多篇。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他深信,《资本论》的原理是永远存在的。他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要坚持,二要澄清,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就是理论工作者的共同事业。

洪远朋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会。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算起,距今已有151年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反复研究《资本论》?

洪远朋:重大的社会转型从来都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理论先导发挥重要作用的机遇。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处于当前这么一个形势多变的情况下,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科学课题。

《资本论》问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资本论》的态度上,经历了几个过程。最初是不予介绍、不加评论,企图“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采用造谣污蔑、篡改歪曲来围剿《资本论》。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论》的影响与日俱增,沉默和谩骂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对《资本论》的态度转为利用、融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甚至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热潮。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又想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对策。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因为它掌握了真理,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论》的原理是永远存在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就空前活跃。我们马上就将迎来建国70周年。在这70年间,中国学者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经历了哪些发展?

洪远朋:我把这70年总结概括为“理论工作者的三个春天”。

第一个“春天”,就是毛泽东讲的“站起来”的时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任务就是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人才。当时挑选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高校学者,去中国人民大学和高级党校深造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很多人都接受了很严格的学术训练,比如蒋学模老师和张薰华老师,他们都是我十分尊敬的上一辈学者;

第二个“春天”,就是“文革”后思想理论界的正本清源。当时中央下发文件,县团级以上的干部都要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我们“富起来”;

第三个“春天”,就是十八大以后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也要发展,不忘初心,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才能真正“强起来”。

纵观这三个“春天”,就是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逐步提高的历程。我很幸运,每个“春天”都经历了,都参与了,都努力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所说的第二个“春天”,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正本清源的热潮。您身处其中,做了哪些现在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洪远朋:当时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恩的本意,而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尤其需要廓清的。

所以那一时期我努力澄清了一些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全面、不正确的理解,有的甚至是长期以来将误解当成讹传的概念。例如,许多政治经济学著作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但我经过论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明确说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可以在旧有的生产方式当中产生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

当时,我将这个观点拿去与蒋学模老师商讨,蒋老师鼓励我把文章写出来,并发表在自己担任主编的《复旦学报》上。后来,这篇题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吗?》的文章,还引发了一些有关于此的学术讨论。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和廓清,为我国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西方经济体制的借鉴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

在自己毕生学术著作中,洪远朋最看重的是《通俗〈资本论〉》。

2008年,一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史上罕见。原因在哪儿?对策为何?答案却遍寻不及。此时,西方世界重新掀起了一场“马克思热”“《资本论》热”——书架上沉睡多年的《资本论》再次畅销,2008年的销量是上一年的3倍还多。

在1956年作为调干生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之前,洪远朋在江苏省工业厅工作,十八九岁的年纪,却是单位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当时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到高潮时,有一次他为了赶写年终报告,连续60个小时不眠不休,“整整两天三夜没有睡觉,任务完成后还去打了一场篮球、冲了澡才去睡觉。”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干劲,洪远朋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

洪远朋的硕士生、曾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回忆:“我现在的科研最早就是受他启发。他很刻苦,中年的时候在复旦他成果第一。”此言不虚,上世纪80年代,洪远朋进入学术爆发期。仅1983年一年,他就独立发表了8篇论文。同年,他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在全国政治理论通俗读物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次年,他成为全国百名50岁以下的特批教授之一。1991年到1996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时,他每日必到办公室,接送教师的最早一班车上总能见到洪远朋的身影……

很多人都知道,洪远朋是蒋学模的学生。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一届蒋学模只招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是洪远朋,另一个女生叫周建平。两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毕业后双双留校任教。

时至今日,周建平仍对丈夫当年的刻苦治学感佩不已:“他是很勤奋、很艰苦的。女儿出生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凌晨,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大早又赶去给家人排队买菜。”

洪远朋和夫人周建平。

洪远朋的身体在30年前出现异常——痉挛性心脏病,心动过速有时达到每分钟220上下。周建平为丈夫签过两次病危通知书。一次是为了看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学生送晚了,眼看就要答辩,洪远朋看了三天三夜,犯了病。第二次发病时,医生建议洪远朋安装支架,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不需要搭支架。后来,事实证明葛院士的判断和建议完全正确。可当时洪远朋一心想通过手术“一劳永逸”,听说后反倒不高兴了,急火攻心,血压陡增……

这种刻苦实干、说一不二的性格几乎贯穿了洪远朋的一生。

2017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2018年更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再一次找到洪远朋,希望能将他的研究成果集结再版。思忖再三,83岁的洪远朋接下重任。在书稿的整理、编辑、完善工作中他几乎很少休息,睡眠时间也比平时少了一半。数月之后,一套名为《〈资本论〉学习丛书》的理论书亮相上海书展,成为晚年洪远朋对自己一生研究《资本论》的回望和总结。

“我的一生忙忙碌碌。对一个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者来说,这是十分欣慰的事情,也算是我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的深切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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